奥门金沙30064寻找美国中东政策的幕后推手

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中情局横跨东非到中亚的无人机袭击次数是小布什总统任期内发动总数的八倍

派:过去美国一直不敢把恐怖主义说成伊斯兰恐怖主义,但根据发生在西方多次大恐怖袭击,都是伊斯兰极端分子所为。我觉得,政府应正视伊斯兰主义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然后对症下药。

只要看看
PNAC的创会核心会员,如切尼曾任董事的哈利伯顿、拉姆斯菲尔德参与的贝克特尔,以及里根时代的助理国防部部长珀尔开设的战船创投公司,便能明白PNAC好战的背后原因。

派:我和总统先生的想法很一致,就是柔制不了刚,必须以刚制刚,要让人家知道打不过你,他们即使动武,也是没用的,这样你才可看到和平的曙光。

被忽略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

“新美国世纪计划”,简称
PNAC,主张以军事建立美国在世界的霸权,并不惜以武力来改变中东政治版图,以传播“美式民主”削弱激进伊斯兰的影响。

“其实,在中东的穆斯林地区对西方思潮并不陌生,他们经历了奥斯曼、法国、英国的殖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亦实验了西方的政治理念,如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现在来到了西式民主的实验场……”

“与其迷失在庞大抽象的理念中,不如从其他的观点来思考,诸如强势族群与弱势族群、俗世政治的理性与无知、公义与不公义的普世准则。文明冲突理论就像世界大战一样是哗众取宠,只能够强化人们防卫性的傲慢自大,但却无助于批判性地理解我们这个时代中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

在此,我先介绍新保守主义智囊的角色。要了解他们的角色,得先了解他们的言行如何在政府政策制定上发挥作用。

五十多岁的派普斯,身高六英尺,尖瘦的脸孔上留有浓密胡子。他本身也是一名学者,为中古伊斯兰历史研究的博士,再进修成为现在的中东历史专家。其父亲理查德?派普斯是里根时代的苏联专家。父子俩同属典型的鹰派人物,儿子更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极力主张政府向伊斯兰世界展示其军事力量。我对他的访问亦从他被小布什委任为“美国和平研究所”所引起的争议开始说起。

总之,一如乌美莎所说,一切问题归咎于伊斯兰社会内部的矛盾,还有伊斯兰这个宗教。这又一如派普斯所言,美国必须要去降服之,才能达至和平。

新保守主义者在里根时代渐露头角,到了小布什上台后,其权力更为巩固,在共和党中慢慢取代传统保守主义者。

亨廷顿的理论正好为新保守主义势力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原教旨主义教会的主张鸣鼓开路。他们把一切政治经济的冲突简化成为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好战的伊斯兰在挫败中企图寻回昔日的光辉所做出的种种反击。

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主任马可?克雷蓬索性指出亨廷顿等学者的理论目的志在打造一种“制造敌人的文化”。

美籍伊斯兰研究学者埃斯波西托一针见血地指出,制造恐惧与敌人、把“我们”与“你们”区分出来的背后心态,可追究至冷战后对欢呼共产主义的解体和民主的胜利受到了许多问题的诱惑。这些问题除了要去理解、分析和制定政策外,最重要的是:对民主的胜利和喜悦,是与不断增长的恐惧意识和把敌人恶魔化相伴随;透过“邪恶轴心”的镜头来观察“他们”,其后果是可让“我们”重新获得一种满足的优越感。

这边厢,“言论自由”在为极端言论保驾护航;那边厢,“认证机构”客观上在为军事行动背书。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获诺贝尔和平奖,事实上,在上任第三天,这位美军新总司令就发动了任上第一次无人机袭击,至2014年1月,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中情局横跨东非到中亚的无人机袭击次数是小布什总统任期内发动总数的八倍。

派:对,“九一一”已把很多人敲醒了。对于犹太人、基督徒、女性、同性恋者等而言,激进伊斯兰是他们真正的威胁。可是不幸地,我观察到在美国有不少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同情者,主持大学中东研究课程那一群阿拉伯学者,他们经常发表一些不符合美国利益的言论……

记:我知道你在不久前出了一本书名《激进伊斯兰登陆美国》(Militant Islam
Reaches America)……

福山认为冷战过后,意识形态对峙的局面亦随之结束,普世民主的世界将来临。

我好奇地问,伊拉克的乱局似乎不仅让民主发展窒息,且引发大规模的反美浪潮,而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意图亦昭然若揭,这叫当地人民如何与美国合作?

刘易斯在上述论文中描绘出伊斯兰与西方对峙的情况,他说:

PNAC最初由一个叫“新市民计划”(New Citizenship
Project)所创办,该组织背后有美国具影响力的右翼基金会支持,其中包括史凯夫基金会、欧林基金会和布雷德利基金会。这些基金会与美国军火能源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当冷战结束后不久,哈佛大学知名政治学教授亨廷顿所撰写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s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当中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其实主要是针对西方与伊斯兰。这明显供给了新保守主义思想养料,并为他们的主张鸣鼓开路。在这方面暂且容后再谈。

中东论坛主任派普斯:武力比外交更有效

一个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介入中东地区愈来愈深,它要塑造中东的面貌,也因此引起该地区人民的极大反弹。何去何从?或许,寻找出美国中东政策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至少能掌握美国针对中东发展的论辩基础,以窥探未来的方向。

1998年初,PNAC发给当时的总统克林顿一封签名信,主张以强硬手段除掉伊拉克的萨达姆,之后更为能源政策献计,为美国进入新世纪绘画出一个主宰世界的宏远蓝图。

记:把问题推向一方,似乎漠视了占领所造成的伤害……

换言之,共同的敌人使他们走在一起。

自1990年代初东欧与苏联的共产政权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舆论的焦点转移到伊斯兰上,领导这场伊斯兰大辩论并推到高峰的是亨廷顿。亨廷顿在冷战完结不久即提出文明的冲突,与当时美籍日裔学者福山所发表的《历史的终结》持完全相反的论点。

这里出现了一个吊诡,独裁腐败的政权转向西方寻求协助,说:“请看看,这些激进伊斯兰组织不但威胁我们,也威胁你们,他们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西方成为他们的盟友。激进组织则对此感到更愤怒,并把怒火转移到西方,其中美国自然首当其冲。我们曾指出的吊诡是,腐败的阿拉伯政权利用激进伊斯兰的怒火,获得西方对其政权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们又煽动狂热分子把矛头指向西方,令他们把怨恨发泄在反美、反西方的情绪上,就好像埃及、巴人自治政府……

记:很高兴有机会与你见面,听闻你是伯纳德?刘易斯教授的信徒,你们分享了不少有关伊斯兰的见解……(编按:刘易斯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东研究权威,对政府的中东政策有重要影响。)

派:巴人根本不愿承认以色列人的生存权。事实上,巴人那方面亦不存在有难民的问题,他们却不断强调重回故土。请仔细想想,老一辈的巴人有不少于1948年已远离巴勒斯坦,至于那些在外国出生的巴人,他们有权自称为难民吗?他们没有资格和以色列人争取土地……要知道,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出现对巴人的伤害比以色列人更大,前者将受到统治巴国的巴解政府所压迫。巴解是一个恐怖组织,他们只会镇压人民,同时间又威吓以色列。

漫画1题为“几近成功”,右上方广告写着“特惠!两份儿童餐,一份的价格”。

图片来源: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其实,以色列于1948年复国后一直受到美国长期的支持,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自小布什上台,这位属于南部原教旨主义教会的基督徒总统,其意识形态与环绕其身旁的新保守主义力量不谋而合,新保守主义力量与激进犹太复国主义者亦建构了相类似的政治议程,主要是想削弱伊斯兰在中东的势力。

我拉紧外衣,在费城市中心寻找《中东论坛》的办事处,我邀约论坛的创办人兼主任丹尼尔?派普斯做访问。

“在他的理论与政治层面上,与以‘指定敌人’为手段的想法分不开;这要告诉美国人、西方人,以及亨廷顿称之为西方文明代表的人,谁才是他们的敌人。这或许可以说是他这本书的首要任务吧!它不仅仅是制造、建立划分与指定敌人的文化,甚至进而发展出这样一种文化……”

新保守主义者建立美国世界霸权的野心,与美国原教旨主义教会利用犹太复国主义完成他们心目中的救世主论,以致犹太复国主义者透过新保守主义运动来巩固以色列的权力与扩张政策,可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们组成智囊机构,训练政治人才,占据权力中心,提供治国与外交策略,并主办刊物电台,制造舆论,培养学者,为其行动提供理论基础。

葛瑞契不以为然地回答:“反美与民主进程并不互相排斥,你可以反美,但也可以有民主。美国在这地区推动民主当然有自身的利益考虑,这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只要有民主,那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如要参与主流政治,便不得不顺应民主程序来修订他们的思想。当他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本?拉登与基地组织才会受到打击,激进伊斯兰便会失去舞台。”

巴人对抗以色列之战的邪恶处,在于神化了恐怖与死亡。那些自杀式炸弹袭击对谁有益?可改变什么?没有,一点也没有,只会制造更多的恐惧,鼓动更深的仇恨。但阿拉伯当权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竟乐于见到仇恨之火从他们那里转移而烧向西方。巴人自治政府在此便很成功地把巴人对他们的不满情绪发泄在以色列身上,阿拉法特以此手段来达到他的政治野心,巩固他的权力。至于以色列,他们已妥协了不少,2000年巴拉克在戴维营会议上做出空前的让步,最后却失败收场,阿拉法特要负主要责任。

不可低估的新美国世纪计划

美国应该透过何种手段推动中东民主?于1997年成立的“新美国世纪计划”(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在华盛顿智囊团中算年轻,但它的倡议原则却足以代表了居主导地位的新保守力量意识形态,并在华盛顿脱颖而出。布什上台后,更见举足轻重。

就这样,年前我从中东转往美国,在一个黄金的时节:11月,变了色的秋叶轻轻地飘满地,偶尔吹来一阵风。不算冷,但总带点寒意。

乌:在这方面的确很复杂。1948年与1967年两场中东战争,阿拉伯世界全军覆没,败在小小的以色列手中,这无疑令他们十分沮丧,当中激发不少伊斯兰激进思想。伊斯兰主义者把失败的责任推诿到独裁、贪污的世俗民族主义政权上。他们感到要打倒犹太复国主义者,打倒这些背叛伊斯兰的国家领导人。

原文刊于《中东现场:揭开伊斯兰世界的冲突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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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他着名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清楚指出西方不但要担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还有伊斯兰本身。伊斯兰作为一种人类主要的文明,其信徒一方面为自己的文化存有一分优越,另一方面却为逐渐衰落的力量感到挫败,因此要挑战西方的文明。

面对这个“文明冲突”的旋风袭击,自由派与新左派学者纷纷作出反驳,其中的代表人物为萨义德。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巴勒斯坦裔美籍学者,于2003年逝世,生前毫无保留地痛击亨廷顿、刘易斯等右翼学者的言论。从《东方主义》到《报道伊斯兰》,萨义德批评那些东方主义学者以刻板的想象去论述东方,然后再夸夸其词,透过模糊的观念草率地将庞大的群体拟人化为“西方”与“伊斯兰”两大阵营,而在伊斯兰阵营中又毫无区分地把这个宗教肆意妖魔化。

“亨廷顿的理论——制造恐惧的文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引人重新怀疑多元文化社会的存在和未来。这样一来,此后即使处于同一个社会当中也一样,都应该鄙视不属于相同文明的一切,而就长远来看,就得警觉到彼此根本不可能共处。换句话,一旦承认且赋予这种文化的正当性,其实也就是在同样的西方社会里,把从他国移民来的人也看成是潜在的敌人了。”

刘易斯是普林斯顿大学具国际权威的东方学学者,在中东问题上是多个共和党政府的思想导师,他于1990年发表的《穆斯林愤怒的根源》(The
Root of Muslim Rage)成为了《文明冲突论》的蓝本。

派普斯的确是一名具争议人物,但他所主持的《中东论坛》对白宫颇有影响力,是白宫中东政策的重要智囊之一。

2015年9月,三岁的叙利亚男童艾兰跟随家人登上从土耳其到希腊的偷渡船,他们期盼着由此进入欧盟,未曾想,船还没靠岸就沉了,偷渡者落水,艾兰被冲回土耳其海岸。等到被人发现时,艾兰正静静地趴在沙滩上,他,永远地睡过去了。此前艾兰随家人从叙利亚逃亡到了土耳其,想由水路进入欧盟。这幅折射时下难民潮缩影的男童伏尸海岸的图片震惊了世界。很快,法国《查理周刊》刊登漫画,将男童与麦当劳儿童餐广告并置,将穆斯林孩童与基督徒对比。尽管批评声四起,并有人喊出“我不是查理”,但远没有去年年初“我是查理”来响亮。

派普斯一方面指控美国的阿拉伯学者把矛头指向西方,但另一方面却把矛头指向伊斯兰,他于1990年在《国家评论》刊登了一篇文章:《穆斯林来了!穆斯林来了!》(The
Muslims are coming! The Muslims are
coming!),呼吁美国准备打一场从外至内对抗穆斯林的“圣战”。

新保守主义派系联盟曾坦然表示,他们在等待一个如珍珠港的激发事件,来印证亨廷顿的理论。因此,当“九一一”发生后,右派传媒立即启动舆论机器,亨廷顿便被视为伟大的预言家。影响所及,连法国《世界报》的撰稿人多米尼克?东布尔也不禁于2001年9月13日发表《亨廷顿的预言——大战之开端》,把文明冲突论应用于解释“九一一”惨剧。“文明冲突论”无论在学界、传媒、政界、宗教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其实,他的思想乃承继自美国东方学专家伯纳德?刘易斯。

新保守主义是在美国出现的一场政治运动,根植于冷战高峰期的反共意识型态。讽刺的是,新保守主义者源自于1960、1970年代的自由派阵营,其中一群成员因无法认同主流自由派的外交主张而转向保守力量,对当时社会的自由运动造成不少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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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像派普斯这样强硬的犹太裔人士不算多,美国的犹太人大都属于温和自由派及民主党的支持者;不过,派普斯却代表了少数但强势的犹太社群,积极推动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原本不为当地保守基督教教派所接受,可是,近年则变得不一样。

我终于来到位于美国费城市中心《中东论坛》的办事处。该办事处位于某商业大厦某一层的角落里,绝不显眼,却是塑造白宫中东政策的重要地方之一。特别在“九一一”后,其主任派普斯忙个不停,上电视、电台节目、到校演讲,撰写文章抒发反恐见解等,被右翼刊物《前锋》列为美国五十个最有影响力的犹太人之一。

萨义德不禁问:“大家为什么不看看本?拉登及其信徒,与戴维教派、盖亚那的吉姆?琼斯牧师或日本奥姆真理教之间的相似性?

哈德逊研究所亦是新保守主义派系的重要智囊之一,年轻的犹太裔中东专家乌美莎正代表新保守主义的新一代力量。她在访谈中与我交换了对中东问题的看法。

乌:你们要明白,以色列有权保护自己的安全,面对独裁、腐败、欺压人民的谈判对手,是不可能获得和平的。他们透过操控媒体,企图把人民视线转移到美国人、犹太人、西方人:他们全是十恶不赦的敌人。我们的反恐战也是一场反暴政之战;只有为中东地区带来自由与和平,才能免除西方所面对的威胁。

记:这的确是个很热门的话题,我正想听听你在这方面的意见。在美国,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就是:伊斯兰主义者自知难挽回伊斯兰昔日的光辉,遂转而憎恨美国的强大,要毁灭美国。以中东为例,美国视该地区为最大的威胁。

作者简介:张翠容,独立记者,战地记者,长期行走在世界的“边缘”,以“非主流”视角洞察国际事务前沿。其着作包括《拉丁美洲革命现场》、《另一片海》等。“批判传播学”丛书“实践”系列将于2016年推出其简体字新作《烽火大地
永恒之旅》。

东方主义与制造敌人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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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新保守派系,乃由于他们相对于较偏向内政、力主恢复美国传统价值的传统保守主义不同。新保守主义者主要集中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提倡进取的单边主义,相信美国政治精英只有拥抱超高道德水平,才能保障全球民主,因此,他们主张积极介入国际事务,建立世界霸权,打破传统保守主义者所鼓吹的外交孤立政策。

乌:对,特别是激进的逊尼派。西方的自由与民主暴露了他们的不足与缺点,他们企图批评西方的道德来掩饰他们的错失,以为靠暴力便能扭转形势。但最可怕的却是他们反而认为自己是现代化的受害者,是伊斯兰传统的最后守护神。

记:那你还相信两国论可以解决以巴纷争吗?

派:噢,那是一个非常不友善的地方,我不会去。当地正是伊斯兰激进思想的源头,他们憎恨犹太人,也憎恨美国。我担心的是,愈来愈多穆斯林移民到西方,这造成了西方潜在的危机。

但是,“基督徒联盟”势力庞大,他们不但全方位宣扬基本教义的信念,还拥有跨媒体企业,其中七百俱乐部
是他们旗下电视台的一个重要节目。此外,他们亦活跃于政界。罗伯逊曾参与2000年的总统选举,2004年的大选他们则全力支持小布什,其动员的能力,令人惊叹。

新保守主义崛起与泛中东蓝图

派:对,以色列对巴人激进分子太手软。我觉得,以色列只能靠武力,直至巴人自我察觉他们不行了,不打了,就会投降。你看,过去哪一个和约是有效的!

文明冲突论: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养料

2003年,小布什便委任派普斯为美国和平研究所(US Institute of
Peace)主任,使得华盛顿的自由派十分不满,因为派普斯是伊拉克的主战者、政治上的强硬者,却又甚得小布什的欣赏。

我从费城的《中东论坛》跑到华盛顿的哈德逊研究所,访问该所的中东研究主任梅尔?乌美莎。

记:因此,你认为以色列也必须以军事行动来解决与巴人的冲突?

“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搏斗已持续了十四个世纪之久。它由一系列漫长的进攻和反攻所组成:圣战与十字军,征服和再征服。今天穆斯林世界大部分被一种强烈的仇恨情绪所支配。突然之间,美国变成了大敌和邪恶的化身,一切善良之物的恶魔般反对者,特别是对穆斯林和伊斯兰而言。”

早期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排斥犹太人,后来态度改变,基督徒联盟在其网页上便清楚解释,他们支持犹太人复国事业,乃是基于《圣经》的救世主预言,他们协助以色列即有助预言的实现。

他们共同分享着美国道德优越感,以及美国在世界的道德责任,而小布什亦不时强调其外交政策乃是要解放被压迫者和向全球传达自由讯息。他们亦不讳言自己赞同在必要时以军事力量在世界各地推动民主变革,特别是中东的伊斯兰地区,因此出现了所谓的“泛中东蓝图”:即不惜以武力去改造中东政治版图,来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

派:可是,他们却严重扭曲中东的研究,他们偏向伊斯兰,那么,到底是谁危及学术自由?有不少人漠视了主流伊斯兰主义里的种族歧视、仇外情绪,以及反犹情绪的暗流,大家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中东地区的独裁政治,又或者如萨义德之流的阿拉伯学者,把一切问题归咎于东方主义及西方的中东政策。

我专程造访了PNAC,并与其中东研究专家葛瑞契进行一次访问,藉此了解PNAC这个举足轻重的智囊机构,是如何看待战后伊拉克的中东局势及其对策。

后伊拉克战争的世界局势,愈见凶险,恐怖主义横行。有人主张与恐怖主义来一场硬仗,但也有人认为西方必须调整中东政策,不应继续自以为战争手段能解决问题,特别是美国,愈反愈恐。

乌:那要从历史谈起,我想你也很清楚吧!自奥斯曼帝国崩溃后,西方旋即介入中东,把该地区按西方列强利益划分成多个民族国家。我得承认这种强行划分疆土没有照顾到当地居民的感情联系,使他们四分五裂,其皇朝亦由此迅速衰败,光辉的日子一去不复还,代之而兴起的是独裁及压迫人民的政府,令原本贫困的人口更形艰苦。他们无力面对世界现代化及世俗化潮流,难免对西方产生怨恨;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暗自仰慕西方的成就。这种爱恨交缠心理,造成与西方关系的矛盾。

他说:“我对中东的民主发展是乐观的,即使是伊拉克,在乱局中人民仍然表达他们对民主的渴望,当然,我不认为民主在伊拉克可以一夜间实现,但它却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究竟新保守主义者是谁?根据成员的背景分析,他们包括犹太和基督教精英中的福音派右翼,当权的犹太精英有现任世界银行行长暨前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副总统钱尼,以及属基督教福音派右翼的前司法部部长艾许克罗夫特。

到了小布什上台,PNAC的世纪蓝图与小布什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思想一拍即合,加上两者在国防企业中的共同利益,PNAC成为布什的宠儿。大部分的PNAC创会会员,即当年呈书给克林顿的签署者,在布什政府中占有要职,主要集中在外交事务上,从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美国副国务卿阿米塔吉、白宫政治顾问罗夫、珀尔、副总统切尼的助理李比等,都曾左右了白宫在中东问题上的决定。

记:可是,回顾历史,冲突背后实际上又存在政治、经济的因素,这很难简化成一个宗教的不是而造成的不幸反弹。

华盛顿有一个基督教组织“基督徒联盟”,属于原教旨主义的福音派系,其创办人罗伯逊及霍维尔经常语不惊人死不休。前者曾公开主张布什铲除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而引发外交风波,后者则在CNN大呼“以主之名把他们炸掉”(blow
them all away in the name of the
Lord),“他们”指的是伊斯兰“激进分子”,吓得美国一些开明派系立刻登报划清界线,表示基督教诲倡导爱与和平,绝不支持以暴制暴。

从刘易斯到亨廷顿,从《中东论坛》到“新美国世纪计划”,从小布什到罗伯逊,再加上主流传媒所启动的宣传机器,一幅泛伊斯兰恐怖幻象正式入侵大众,大家会如《世界报》的东布尔所想:“迎接我们的绝非是一个幸福、普遍文明的降临,而被地球上所有人接受、在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民主架构下透过和平模式定期选举的世界,也绝不会来临。事情正好相反,我们正处于一场大战的开端。”

记:你所说的显然与我在该地区采访所目击的情况很不一样,请问你最近有到过以巴地区吗?

刘易斯对伊斯兰这一“突然而至”的新威胁,企图解构其根源历史,原来只不过由于不服输而积压了厚如尘垢的愤恨,向西方展示其非理性的好战面貌。

记:你认为单是西方的成就便足以令他们产生如此的恨意?

记:我最近看到你与哥伦比亚大学阿拉伯学者哈利德的论战,但我最感兴趣的是你所成立的“校园监察”,已把不少中东问题研究学者纳入了黑名单,有人批评这危及到学术自由。

“如果伊拉克能够建立一个民主制度,那么,其邻国的民主潮流将在人民的内心翻腾。”

可是,亨廷顿却随即反驳之,指出新的世界正面对新的威胁。当人类进入全新类型纷争的新纪元,战争原因不再由于意识形态,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对立,其中亨廷顿最关切的就是伊斯兰与西方世界的冲突。

反美背后的政治图谋

犹太裔的派普斯在中东问题上一直支持一个军事强大的以色列,以平衡来自阿拉伯的威胁。他还设立了一个名为“校园监察”的组织,招募学生会员在校园监察一切“反犹”行为,引起学术界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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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你认为恐怖主义与伊斯兰可划上等号?

美式民主是中东地区的答案?

乌:噢!我很尊崇他,他给了我宝贵的思想指导,我们十分关注恐怖主义与激进伊斯兰的关系。

漫画2题为“欧洲属于基督徒的证明”,图中说明为“基督徒在水面上行走”和“穆斯林小孩沉入海中”。

为穿越特定话语和特定机制构筑的重重烟幕,本期批传公号推送两篇文章,一篇由独立记者张翠容所写,探讨美国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与美国中东政策的关系,一篇则从侧面观察伊拉克战争,作者在战场之外目睹了安静的大屠杀。前者抽丝剥茧,不乏犀利洞见,后者管窥战争给儿童带来的伤害,有着令人难以承受之重。

2014年,斯皮尔伯格的大屠杀基金会授予奥巴马“人类大使奖”(Ambassador for
Humanity
Award)。就在总统成为“人类大使”前后,华盛顿透露正在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美制反坦克导弹。

文:张翠容

该次访问主要集中于美国在中东强销美式民主的评价,充满自信的葛瑞契一开始即指美国使用武力推翻萨达姆的政策是正确的,并表示只有植下西方民主制度才可以改造与美国为敌的阿拉伯世界。

葛瑞契显然太乐观,就是由于这种乐观驱使美国的五角大楼拿着美式民主的大旗驰骋于中东地区,他们认为没有美式民主盖章的伊斯兰阿拉伯是危险的,是有威胁的,就好像当年苏联的共产主义一样。因此,中东也必须如苏联般受到改造,要把民主的思想注入不民主的伊斯兰。

寻找美国中东政策的幕后推手

记:你曾表示外交解决不了冲突,只有军事强势才能击退敌人,但你最近受小布什委任为美国和平研究所主任,你自己相信和平可以实现吗?这个职位对你而言又是否太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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